纪录片《红日风暴》的灵感来自于上海女导演彭小莲对于过去的回忆。在她的几乎所有剧情片作品中，彭小莲的镜头都是聚焦于女性人物，或者上海这个城市的历史和生活。1955年，在她两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彭柏山在全国性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被逮捕。彭柏山（1910-68）当时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早在三十年代，他就投身于革命之中。而彭柏山的“错误”在于，他是胡风的朋友，还曾经在胡风的杂志上发表过几篇短篇小说。胡风（1902-85）是一位文学评论和理论家，他宣扬的文学观与毛泽东的教条格格不入。彭柏山在1957年从监狱释放回家后，很快又被流放到偏远的地区，其中包括特别贫穷的青海。1968年，文革开始两年后，他被造反派打死了。正如彭小莲在她的动人的《他们的岁月》一书中所描述的，在她的成长记忆中，父亲就像一位陌生人，不时在她的生活中进出，有一天就永远地消失了。但正是这位常常缺席的父亲，引发了这部令人感动的纪录片的诞生。

影片的制片人和联合导演是年轻许多的闽燕墨雨，一位在中国大陆出生，目前在香港工作的纪录片人。闽燕主导设计了影片的视觉效果和音乐制作。本片一个主要的特点，是对动画的运用。电影开始就是这样一段动画：毛泽东在一轮红日中冉冉升起，接着被一道闪电打断了。隆隆雷声立刻融入了电影作曲家罗伯特·艾里斯格格尔的鼓点节奏中，接着是一系列反胡风集团的彩色漫画。动画的段落贯穿在整个电影之中：有的再现了童年彭小莲的形象与记忆，有的则伴随着诗朗诵，把胡风集团中诗人的情怀演绎出来。这些动画似乎缓解了整个电影的沉重，但同时又突出了青年人的单纯，及被国家的意识形态所侵蚀的悲剧。

在电影的引子中，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历史镜头。在第一个镜头中我们看到1936年鲁迅丧仪的珍贵影像。鲁迅（1881-1936）是一位进步的五四作家，他对旧传统充满血性的控诉，以及他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使他成为青年胡风、彭柏山的楷模。紧接其后的镜头，展现了毛泽东1966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接见红卫兵的场面。这两个镜头的并置奠定了电影的主题，即两种力量的较量：一方是在五四运动中受到启蒙的，以鲁迅为代表的独立的知识分子；另一方则是要抹煞这种独立性，并强化意识形态之统一的毛泽东。

胡风是五四新文化思潮之子，在三十年代，以一个青年诗人和评论家的身份进入文学圈以及共产党扶持的左翼作家联盟。在左联，胡风成为鲁迅的亲密战友和弟子。像其导师鲁迅一样，胡风认为文学应该为社会变革做出贡献，但他反对文学只能为狭义的政治服务。他热情地支持现实主义创作，认为作家只有从自身经验和主观意识出发，不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才能创作出反映现实的作品。鲁迅1936年去世之后，文化界对如何继承鲁迅精神，展开了一番争论。以胡风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继续高举鲁迅批判旧传统的旗帜；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却试图把鲁迅塑造成一位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偶像（虽然鲁迅根本没有加入共产党）。胡风等人与共产党之间矛盾的核心，可以说是对鲁迅的批判精神和启蒙价值的不同阐释。

在四十年代，胡风因为编辑了《七月》和《希望》杂志，以及一系列丛书而蜚声文坛，成为独立于各种党派之外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他被很多人视为鲁迅精神的继承人。共产党组织了一系列针对胡风的“主观主义”概念的批判，认为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会严重损害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绝对权威。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这一系列批判的前奏。《讲话》中对作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做了与胡风截然不同的定义，认为作家应该是革命巨轮上的螺丝钉。换言之，党和胡风的主要矛盾就在于作家究竟应该是主观能动的创作者，还是被动的御用文人。

如果在1949年之后，胡风屈服于党的统一思想，他的悲剧可能就不会那么惨烈。但胡风是一个坚持自己信念、不轻易妥协的人。更有甚者，他还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有共识的知识分子，他推介他们的作品，他们也分享他的见解。在毛泽东的逻辑中，胡风是宗派主义的叛逆，党不可能对他视而不见。胡风给中央上交他的《三十万言书》中，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观点，也申诉了新体制对他的同仁们的不公。1955年5月，“胡风分子”们遭到逮捕，其中有些人与胡风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同时，国家媒体上发表了无数的文章和讽刺漫画，攻击“胡风集团”的成员和他们的作品，给他们戴上了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以及反革命等帽子。从1955年一直到文革结束，这个集团的主要分子们一直就是中国的文学、社会圈子中不受欢迎的人。

《红日风暴》记述了1949年之前胡风与党的几次冲突，披露了1955至1956年反胡风运动中的恶意攻击，再现了1965年公开审判胡风的闹剧，回忆了胡风等人的狱中生活和受难家庭所经历的各种悲剧，并回顾了毛泽东死后对“胡风分子”们的草率平反。在叙述事实的过程中，影片反映了新中国政治迫害的真相，以及真相背后各种复杂的，出自于个人、文化、意识形态的种种动机。影片中还包含了一位前胡风案件审讯员的证词，并让观众看到了坐落在北京郊区的、曾经关押胡风及其友人的秦城监狱。影片的制作者还冒着被没收摄像机的危险，拍到了难得一见的秦城监狱的外观。

在胡风案件中，最富悲剧性的人物当属路翎（1923-1994）--胡风最为看重的作家和弟子。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路翎在监禁、反省、关押的过程中忍受了各种折磨，并被送进过精神病房。这位早年骇世惊俗的作家，最后成了一个地狱中走出来的苍白影子。如果路翎活到今天，他或许会给这部纪录片提供最为惨烈的证词。除路翎和胡风外，其他几个“胡风分子”,也都曾陷入精神崩溃。从他们的悲剧中，可见一个国家残暴地毁灭个人意志之一斑。

《红日风暴》是一部个人化的电影，它记录了彭小莲对父亲死因的探寻，但这个个人视点只是整个电影画布上的一小部分。这部纪录片是对“胡风集团”整个大家庭冤案的探寻，揭示了他们被打击迫害的历史画面。影片在表述个人回忆的冲动之余，有着很强的记录历史的动机。这两者之间的张力，或许也来自本片两位导演之间的不同背景：一位亲身经历了运动之后的各种噩梦，另一位则成长于文革之后，在拍摄本片前，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各种政治运动知之甚少。这种张力，正是这部影片的力量之所在。整部影片向我们证明，政治和历史永远是个人化的，而个人化的视点在毛的中国就会上升为政治问题。

影片五个章节的结构看似传统，但彭小莲的画外音却和胡风的声音（录制于1984年底，胡风去世前六个月）、以及一个标准的、既朗诵诗歌、又阅读报刊的男声画外音，构成了复调叙事。《红日风暴》中运用了大量的历史电影素材、手稿、书籍、杂志、照片、绘画和政治漫画，结合了大量对“胡风分子”及其亲属们的访问，并包含了几位学者从历史文献中获得的佐证。在某些场景中，尤其是在讲述路翎遭遇的几个段落里，两位导演采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木刻作品，来表现“胡风分子”们在共产党统治下的遭遇。这其中的讽刺在于，原来这些批判“旧社会”的左翼木刻作品，同样适用于揭露毛泽东在“新社会”中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影片最感人的部分在于胡风分子和其亲属的声音与故事。胡风那虚弱的、几乎没有感情色彩的声音，把某种近乎绝望的沉重带到了影片其余的部分。他的妻子梅志（1914-2004）则以一种坚忍的声音，不无讽刺地叙述了她和胡风被逮捕的情景。热泪盈眶的陈沛，讲述了父亲阿垅的被捕，以及他后来拒绝看望临死的父亲那一段令他终生悔恨的记忆。林希，阿垅的学生，讲述了他如何因为胡风日记中提到收到他的读者来信而被捕。他同时还见证了不得不上法庭控诉阿垅时的情感波澜。谢韬、绿原、徐放都描述了戏剧化的秦城生活细节。张晓谷，胡风的长子，讲述了父亲在平反后仍旧不能摆脱噩梦，“像一个被猎人追捕的野兽”长期处在癫狂的状态。贾植芳（1915-2008）在曾经执教的大学，做了多年清洁工。他在访谈中显示出一种活跃的、年轻的状态。以上只是《红日风暴》众多精彩故事中的几个例子。

在影片中一个特别辛辣的时刻，我们听到了诗人阿垅写给审讯员的一封信。信中表露出诗人对反胡风运动之不公的愤怒，声言“一个政党一旦向人民撒谎，它就在道义上自己崩溃了”，还说，“我可以被压碎，但是绝不可能被压服。”但就在同一封信中，诗人又表露出对毛泽东本人来矫正错误的天真希望。即便是面对自身遭受的压迫时，胡风集团的很多成员们仍旧对体制抱着理想化的信心，认为它在根本上还是公正的。或许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革命投入得太多，很难全面否定他们曾经为之献身的一切。从胡风本人的歌颂毛泽东的长诗《时间开始了》来看，他非但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且还是忠实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发起的反胡风运动，展示了他对自身权威的偏执，以及在战争结束后，要统一意识形态的妄想。本片以大量的政治漫画，充分揭露了运动中各种人身攻击之恶毒。诗人臧克家（1905-2004）的一首诗，《仇恨为什么挺不起身》，还要求读者对胡风的仇恨不能“没有锋芒”。

影片还记录了在全国性的镇压之中，这群知识分子的反抗。《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徐放，说到他拒绝认罪，并声称自己要老死秦城：“出去还不是那样吗？在一个不自由的地方，哪个地方不是监狱呢？”绿原则是通过学习德文和作诗度过了他的单身监禁。在已经发表的关于胡风集团的著作中，较少提到案件涉及到的女性，但这部纪录片却集锦了几位妻子的故事，表现了她们是如何度过了没有丈夫的艰辛岁月。芦甸（1920-73）的妻子李嘉陵（1927-），是“胡风分子”中唯一的女性，她拒绝交待胡风的问题。（而芦甸，则精神失常了。）另一位诗人孙钿（1917-）的妻子胡丽娟则从运动伊始，就靠常年卖血来养活她的大家庭。曾卓（1922-2002）的妻子薛如茵（1927-），讲述了自己如何同刚从监狱释放的丈夫结婚，两个人在那个持续诬蔑、打压他的世界里，竟然找到了幸福。

电影的最后一个章节讲到当代人们对胡风事件的回想。在平反之后，有些人仍然因为没有得到国家应有的平反补偿而愤怒。在去世前不久，王戎在病床上说到自己在二十多年的劳改生涯之后，没有像别人那样获得补发工资。而许君鲸，一个从来没有见过胡风的“胡风分子”，虽然挨过了监禁劳改，但平反后却由于对现实的失望，1988年自杀身亡。

《红日风暴》是国家传媒体制之外，表现共和国历史和社会的一部纪录片。数码摄像技术让中国的新纪录片运动成为可能。它不仅给电影制作提供了便利，还让他们可以在体制外拍摄，并且不需要通过审查制度。这部纪录片可能永远都不会在中国大陆公开放映，但是像中国的很多纪录片一样，最终会被观众所发现。希望在这些观众中，会有一些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压制历史知之不多的青年人。希望他们看完本片后，不再会相信“五十年代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年代”这一神话。